中国足球还有未来吗？

岁末年初，随着电视剧《狂飙》的热播，中国足坛的反腐行动也进行了一场“狂飙”行动。自去年11月至今，前国足主帅李铁、中国足协第十一届执委会成员、原秘书长刘奕、中国足协常务副秘书长兼国家队管理部部长陈永亮、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中超公司董事长刘军等14人相继落马。随着咸宁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行贿、单位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对李铁提起公诉，这场反腐狂飙也开始进入了下一阶段。      

事实上，贪污腐败并非中国足球近年来的唯一问题，自2004年中超元年至今，已有超过50家足球俱乐部消失在中国足球的版图中，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在2021年夺得队史上首座中超冠军后便宣布解散，这成了江苏球迷心中永远的痛。而在俱乐部球员管理层面，“金元足球”喧嚣过去，欠薪也成了中国足球的常态，前江苏苏宁球员讨薪无果、河北队当众拉横幅、职业球员在社交平台上联名讨薪、国足未来核心被欠薪且半年无球可踢。种种乱象之下，中国足球的发展也停滞不前，“冲出亚洲”只能成为球迷的幻想。对于中国职业足球发展中这些问题的成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中国足协的管理制度以及足球俱乐部的参与主体制度的双重制度层面展开分析。

一、管理制度：中国足协“去行政化”的长路漫漫

    “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机构编制管理，指一个机构同时具有两个名称，对外表现为两种身份，这一特殊的机构编制管理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的体育管理制度。在足球层面，这一制度便表现为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长期的官民不分，一方面其是中国从事足球运动的组织自愿结成的非盈利性法人，另一方面其又具备国家体育总局下属机关的行政身份，这便造成了中国职业足球在职业化、市场化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行政机关过度干涉的问题。

自1994年甲A联赛开幕，中国足球职业化至今，职业联赛从规章制定、具体管理和组织到纠纷的解决均由中国足协负责，而中国足协的行政身份导致其在行政决策方面权力过大，而其监督者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又是中国足协本身，这种“管办不分”的管理制度造成了其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贪污腐败由此滋生。

近年来，足球改革逐渐朝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方向前进，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于2015年被撤销，中国足协在形式上实现了与国家体育总局的脱钩，但长期的“管办不分”造成中国足协在行使职业足球管理职能时的行政机关思维模式仍然没有完全转变，诸如强制俱乐部在引进外籍球员时，向足协提交同等转会费的“引援调节费制度”、强制俱乐部在比赛中让23岁以下球员上场，导致23周岁以上的年轻球员发展空间被压榨的“U23制度”等都违背了职业足球的正常发展规律，具有强烈的行政主观色彩。由此可见，中国职业足球的管理制度“去行政化”发展仍然长路漫漫。

二、主体制度：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人格混乱

中国职业足球经历了从举国体制到市场化、职业化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职业足球发展主体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在身份上经历了从政府单位成员到大中型企业子公司的变化。然而，足球俱乐部在实际运营的过程中在青训体系建设、运营资源等方面却仍然依赖着政府的支持，这表明足球俱乐部在运营的过程中实际面对的是政府、市场的双重制度背景。

市场与政府的不同背景意味着职业足球俱乐部在运营过程中需要面对来自市场制度和政府制度的不同运行逻辑。一方面，在市场逻辑下，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主体定位是企业法人，其运行目的是追求利润；另一方面，在政府逻辑下，职业足球俱乐部不能只考虑经济利益，还必须考虑社会责任和社会形象，承担起“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这样的政治任务。这两种不同的逻辑在一个前提下是可以完美并存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可以实现自主盈利，然而不幸的是迄今为止所有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均无法实现盈利。显然，来自不同背景的逻辑冲突不可避免。

这种逻辑冲突会造成职业足球俱乐部在运营过程中产生人格混乱，导致俱乐部在应当依据市场逻辑运行时，却依据政府逻辑运行。如俱乐部在拖欠球员工资时应当遵守市场要求和法律规定进行给付，但俱乐部却为了维护自身稳定，选择联合足协阻断球员的维权道路，致使球员讨薪无门。在应当依据政府逻辑运行时，却选择依据市场逻辑运行，如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在面对营运困难时，应当考虑社会责任与社会形象，积极进行俱乐部的转让与延续，然而苏宁集团却简单地从市场逻辑出发，为了削减集团成本，解散了刚刚夺冠的江苏队，极大地伤害了江苏球迷的感情。

三、余论：中国足球的未来会好吗？

“我们难道还不觉醒吗？我们难道良心已死了吗？我们难道还能继续生活在这样的足球环境中吗？”

“足球是高尚运动，不要让金钱给玷污了，扭曲了。”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彷徨，有犹豫，也有一段时间心灰意冷，甚至有的时候想打退堂鼓，但是我现在很坚强，我觉得我必须要干下去。”

这些振奋人心的话均出自今年落马的足协主席陈戌源之口，在63岁的年纪，陈戌源选择离开自己已经功成身就的上港集团，选择来趟中国足协这趟浑水，笔者相信当时的他是发自内心地想要为中国足球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但还是在足球制度的困境以及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下，改变了自己的初心。即使面对希望落空以及现有的制度困境，笔者还是愿意相信中国足球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制度层面，一方面职业足球的管理制度一直在朝着“去行政化”的方向努力发展，另一方面在足球俱乐部的管理过程中，仲裁机构的介入也对足球俱乐部的运行逻辑混乱有所纠偏。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笔者相信中国足球终将迎来更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