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中提供假证据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罪

“虚假诉讼”一直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一方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势必会对司法活动造成干扰，甚至破坏审判的公正、法律的尊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因此，根据当事人意愿，法院一般会“优先调解”“能调尽调”，在当事人对结果达成合意的情况下，法官出具调解书。在此情况下，对于案件的一些证据材料往往无法得到实质性的审查，导致虚假诉讼有机可乘。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虚假诉讼行为限制为“无中生有”。但无论是实务中还是在学界，关于“无中生有”的界定仍难以精准地把握尺度，考虑到对法益的危害性，还有部分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即使是“部分篡改”，也应当入罪。

    通过近几年的司法判例以及最高院颁布的典型案例，司法机关一般认为“无中生有”是指虚构民事法律关系，而并不要求每一个证据都是无中生有，只要从整体上看，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主张捏造了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即属于虚假诉讼的范畴。

案例一

李某欠张某赌债100万元，李某给张某打下欠条。后张某持欠条向法院起诉，并胜诉。那张某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吗？

李某因赌债签下欠条，张某依据该欠条提起民事诉讼。虽然赌债不属于法律保护的范畴，但主张偿还赌债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违法。对李某而言，因欠款是事实，李某签下欠条也表明其对欠款事实的认可，张某的行为不属于“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李某并没有陷入认识错误，无法认为张某捏造虚假事实，且张某与李某之间并不存在恶意串通，因此本案不适用“两高”对于虚假诉讼的司法解释，张某不构成虚假诉讼罪。

案例二

高某（已判刑）组织被告人吴某和孙某签订《承诺书》和《收条》，将孙某欠其的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2万元赌债伪造成吴某向孙某现金支付50万元工程居间酬金。2017年5月，高某指使吴某以该伪造的《承诺书》和《收条》向上海某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孙某偿还50万元。法院于同年9月28日缺席审理后判决孙某偿还50万元。2019年12月，法院将孙某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发出限制消费令。2020年6月30日、7月7日，孙某共向高某还款4.5万元。

本案中，孙某所欠系赌债，但孙某与吴某签订的《承诺书》和《收条》却是工程居间酬金，吴某以主张工程居间酬金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伪造的《承诺书》和《收条》用以印证欠款事实。吴某的行为属于“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符合虚假诉讼的构成要件。

最终，公安机关对吴某以涉嫌虚假诉讼立案，并于2022年10月9日将吴某抓获，后经过法院审理，认为吴某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笔者在近期工作中也遇到了类似案件。

崔某欠谢某甲赌债一百余万元，在崔某归还大部分本金后，谢某甲就剩余款项组织崔某向谢某乙签订了借条。谢某乙以该借条向无锡某法院起诉，并提交了一张五十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以印证其履行了出借义务。后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崔某表示从未见过这张银行承兑汇票（法庭笔录中体现），谢某乙也未能提供任何崔某对该张票据的签收证明。在此情况下，法院仍出具了调解书，根据调解书，崔某还需向谢某乙归还三十余万元。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属于实践合同，合同应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且银行承兑汇票属于商业汇票，根据《票据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之间，必须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才能使用商业汇票。”本案中崔某与谢某乙系自然人，崔某名下亦无任何企业，不满足商业汇票使用的主体要求。且不论法院在办案过程中是否对关键证据尽到了审查义务，笔者认为本案与案例二本质并无不同，谢某乙的行为属于“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已构成虚假诉讼。

法律赋予当事人诉讼的权利，但诉讼不是非法牟利的工具，千万不要因一时之利而惹罪上身。同时，司法机关办理案件时也应尽到充分的调查义务，切勿使有罪者优游获免，无罪者妄受其辜。